您好，挪用資金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行為。犯挪用資金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單位資金數額巨大的，或者數額較大不退還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首先，先確認私募基金是否是正規的。正規的私募基金是受到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監管的。

除了私募基金管理人，是沒有權限使用客戶投資的資金的。

如果是屬于陽光私募，必須是銀行金融機構作為專業的管理人，對每一筆資金嚴格按照合同來管理，防止資金被挪用。另外對于所投向的股票和證券也是有專業的證券公司來管理。陽光私募基金是在陽光下運行，所有的投資都很規范明了，防止資金被挪用，防止內幕交易，也就是說不可能存在“挪用投資人的投資本金支付銷售傭金”的情況。

并且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使用投資人私募的投資資金支付銷售傭金，是擅自挪用客戶的自認資產，屬于違法行為，如果你發現這種情況可以及時舉報。

不邀自來，我是西天蝸牛，80后小私募從業者，對私募/創投、法律、財務、保險均有涉獵，不敢說資深，淺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信托計劃和私募基金

1、信托計劃：委托人將資金或者其他財產委托給信托公司管理，實現保值增值，其中涉及到三方關系人，委托人（投資人）、受托人（信托公司）、受益人（多數情況下受益人和委托人是同一人，但也存在二者不一致的情況）

2、私募基金：即私募基金管理人通過非公開方式向特定對象的投資人（即合格投資者）募集資金而設立的基金，主要涉及到投資人、管理人兩方（有些私募基金會在管理人之外聘請投資顧問）。

二、信托計劃和私募基金的區別

1、產品管理人實力不同

（1）信托計劃的受托人為信托公司，根據規定，信托公司注冊資本不得低于人民幣3億元、凈資本不得低于2億元人民幣。

國內68家信托公司無論是背景還是資本，在業內都是據以非常強的實力。

（2）私募基金的管理人通常為在基金業協會通過私募管理備案的投資機構，國內當前通過私募管理備案的投資機構有23000+家，其中36%是私募證券管理人，59%為私募股權管理人，投資機構的私募不一，相當部分是小私募。

從實力上看，私募管理人對遠小于信托公司。

2、產品投資方向不同

（1）信托計劃的資金主要是投資于實體經濟，根據2017年的數據，工商企業依然穩居信托投向的榜首，其后依次是金融機構、基礎產業、證券投資、房地產。

截至2017年年末，五大投向占比情況如下：工商企業占比27.84%，金融機構占比18.76%，基礎產業占比14.49%，證券投資占比14.15%，房地產行業占比10.42%。

（2）私募基金分成兩個大方向，私募股權基金和私募證券基金

其中，私募股權基金也主要是投資于實體經濟，而私募證券基金則是投資于證券市場

3、產品風控措施不同

（1）信托計劃

信托計劃本質上是一種貸款，在信托計劃產品設計時要設置相應的增信措施，主要有以下幾種：

——抵押擔保：標的多為土地、房產等，抵押率一般不超過50%；

——質押擔保：標的多為上市公司股權、債權或應收賬款，質押率一般不超過40%（也有要求在30%以下的）；

——連帶責任擔保：一般是實際控制人提供不可撤銷的無限連帶責任擔保

——次級結構、股權控制、財務監管等

（2）私募基金

私募股權基金在可能會與被投資標的簽署對賭協議，以保障投資的安全，其他增信措施基本沒有；

私募證券基金會設置警戒線和平倉線，屬于一種基金止損的管理方式，嚴格來說不能算是增信措施。如果有結構化設置，則對優先級投資人有一定的保證。

3、收益的水平和實現方式不同

（1）信托計劃的收益多為融資主體與信托公司約定的總成本范圍內扣除相應的費用后約定的投資收益率，一般為固定的投資回報，按照當前的水平，信托計劃逾期年化收益率約在8%~12%左右。

信托行業存在“剛兌”的潛規則，一般情況下，不太會出現無法兌付本金和收益的情況（監管層的要求是逐漸打破剛性兌付）。

（2）私募基金的收益率往往是不確定的，管理人可能同投資人約定某一個收益率標準，低于該標準，管理人不參與分成，超出的部分管理人提取20%以上的收益分成。

對于投資人來說，收益的多少取決于基金運作的表現，是不確定的，或許是虧損，也或許是高額回報，其中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4、投資期限不同

（1）信托計劃的投資期限一般為2-5年，投資期限往往是固定的，如果融資需要延長資金使用時間，選擇的方式可能是“借新還舊”-發新信托償還舊信托。

（2）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期限多在3-10年不等，投資標的階段越早，基金的投資期限就越長；私募證券基金的投資期限多為1-3年不等。

個人看法，僅供參考，不當之處，還望指正！好讀書不求甚解，尤喜武俠、推理，歡迎朋友們相互交流學習

案例很多。

所謂私募，就是指以非公開方式向投資者募集資金設立的投資基金，大家曾經耳熟能詳曾經的私募一哥徐翔（后被判操縱證券市場罪入獄）控制的澤熙投資，就是典型的私募基金；

而與私募基金對應的，對應就是公募基金，就是公開方式募集的基金，通俗點說，余額寶和微信理財就是一種合法的公募基金形式，購買余額寶，就是購買了由天弘基金提供的天弘余額寶貨幣市場基金。

從私募的定義我們就可以看出，私募本質與非法吸集資（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集資詐騙）有天然的區別，私募不能以公開方式集資，不得承諾投資本金不受損失或者承諾最低收益，其募資的對象都是特定的，要求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資者具備相應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比如最低投資門檻為為100萬元且金融資產不低于300萬元等。

既然私募基金的規定如此嚴格，反過來思考，違反了相關規定的，就可能涉嫌非法集資或其他違法犯罪行為。

案例：

1.違規向不特定對象發行，可能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比如，私募基金委托第三方（銀行、信托公司等）代為銷售其私募基金理財產品，而銀行的客戶其實就是不特定的公眾，那這個行為本質上是利用第三方的客戶資源向社會公開宣傳，進而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行為，就可能被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北京市韓學梅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

典型案例如北京市韓學梅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2012年9月以來，韓學梅等在北京市朝陽區北京財富中心A座312室，以中能遠通公司的名義，以投資“光大—北京豐臺區安置房項目基金”可獲得高額返利為由，通過付傭金雇傭第三方銷售的方式，以投資入伙北京中能正信投資中心等有限合伙企業形式，于2012年10月至11月間，非法公開吸收程某某等100余人存款共計人民幣2億余元，上述資金被投向其他公司用于生產經營活動。韓學梅的辯護人所提“發行基金采取的是非公開私募方式，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并未被法官采納，但由于其吸收的資金能用于生產經營、有自首情節、給投資人造成的經濟損失尚能全部挽回，被告人被判處緩刑。

從本案中也可以看出，資金用途并非決定非法吸存行為定性的決定性因素，但是能夠對量刑其作用，這一點我在以前的回答中也總結過。類似案例還有(2017)京03刑終904陳某某被判非法吸存案。

2.承諾固定回報收益，采用線下門店對不特定公眾宣傳

上海沈某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

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底，被告人沈某某在擔任上海當天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奉賢分公司團隊長期間，在未經有關金融監管部門批準、獲取相應合法資質的情況下，以小貸債權轉讓、影視項目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等項目為名，通過承諾固定回報收益為誘餌，采用線下門店的方式，向社會不特定公眾銷售非法理財產品，以7%至13.5%不等的較高年化利息吸引客戶投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造成人民幣400余萬元無法兌付。

3.穿透式核查人數，是否協會備案不影響吸存性質

筆者接觸過一些案件的當事人咨詢筆者，其認為只要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登記備案，就不能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筆者提醒，登記備案并非影響非法吸存行為的決定性因素，決定非法吸存性質的，依然是是否已公開手段向不特定對象集資，承諾保本付息的行為。

而根據《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第九條：“基金業協會為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辦理登記備案不構成對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資能力、持續合規情況的認可；不作為對基金財產安全的保證。”由此可知，登記備案并非是做實質性審查，其僅僅是一個形式要件。

而在比較多的案件中，很多私募基金規避合伙制基金的人數限制，成立多家合伙企業吸收資金，從表面上看各個合伙企業的人數沒有突破有限合伙制基金合伙人50人的人數限制，但總的人數已遠遠超過人數上限。我國私募投資基金募集行為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私募只能面對特定的合格投資者，合格投資者是指具備相應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金融資產不低于300萬元或最近三年個人年收入不低于50萬元的個人以及凈資產不低于1000萬元的機構，且投資于單只私募基金的金額不低于100萬元。規避人數限制的記過，往往就是為了向不特定對象集資，導致集資行為不具有針對性

我國法律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及有限合伙企業均對股東人數有50人上限要求，根據《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以合伙企業、契約等非法人形式，通過匯集多數投資者的資金直接或者間接投資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銷售機構應當穿透核查最終投資者是否為合格投資者，并合并計算投資者人數。

案例：(2017)滬01刑終1025號張銳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案

典型案例如(2017)滬01刑終1025號案，當事人成立多家有限和合伙企業，募集資金涉及的人數有1000余人，募集資金對象具有不特定性，且在募集對象的選擇上具有普遍性，沒有因人而異，只要愿意出資都加以接受，上訴人與投資人之間的關系也僅僅具有利益聯系性，明顯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社會性的特性。同時，投資人大多通過親友介紹、中介服務公司業務員的推薦以及Y公司業務員的介紹等“口口相傳”的方式知曉上訴人吸收資金的信息而前來投資，這種口頭宣傳的方式通過上訴人、知情人、先行投資人對周圍人員的廣為傳播，事實上在不特定人群中構成非法吸存信息的發散性傳遞，而上訴人根據涉案參與吸存投資的人數、所簽訂合同的數量可以判定吸存信息的廣泛傳播卻未加以阻止，足以認定上訴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具有公開性。另外，基金管理人與投資人簽訂的債權轉讓協議、入伙、合伙協議以及Y公司的承諾函、合伙企業的確認函等證據均可證實，上訴人承諾在一定期限內給予投資人固定的回報，并向投資人承諾返本付息，且約定的回報遠高于正常的存儲或理財產品的收益，完全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利誘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