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締約的強制性。意思自治作為契約法的基本原則為當事人雙方一般性地享有，是否愿意締結契約、與何人締結契約、契約內容如何及以何種方式締結契約，均應一本當事人之自由，醫療合同原也不應例外，但由于在醫療合同中，院方擁有專業性的醫療技術和設備而占據優勢地位，患者通常對醫療技術和診治過程知之甚少，為保障弱勢一方締約人的權益和社會的公平正義，杜絕醫方的拒絕、推諉、見死不救等不良風氣，即考慮凌駕于一切之上的公共利益，各國的醫事法一般都將醫生的締結契約行為規定為一項公法上的義務，以防止契約自由原則的利用結果演變為自由之濫用而將醫療合同主要設定為強制締結的合同。對這種強制性的法理分析筆者持有不同于主流的觀點，下文將予以闡述。

2.合同內容的不確定性和非結果性。醫療單位所提供的是一種高度專業的技術性服務，大多數患者對自身的疾病、病理、治療方案等知之甚少，雙方當事人在能力上顯然是不對等的，患者在整個合同的履行過程中只能基于對醫生的信賴期待醫生依其技能實施適當的診療以實現訂約目的，故而醫療合同的具體內容一般需要在醫護人員的指導下才能確定。當然，這種具體內容的不確定性僅是一種事前而非事后的不確定，且其并不能取消醫患雙方在合同中一些基本權利義務的相對確定。而且，醫療契約雖是以處理一定事務為目的的契約，但其債務并非是達成某種特定結果的“結果債務”，而是作為克服疾病手段來實施的手段債務。債務的是否如約履行的關鍵在于醫生所實施的醫療行為是否適當，而不是以疾病的完全治愈與否為判斷標準。

3.合同履行的及時性、延續性和風險性。這與醫療合同的特殊性密切相關。醫療過程特別是在急診中，若不及時救治就有可能導致病情的加重甚至死亡，醫院若無故未進行及時診治，應承擔遲延履行的違約責任。并且，醫療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合同還在于它不全是一次性地將合同內容全部履行完畢，有的內容必須多次反復地履行(如整形、理療等)。甚至，基于醫學領域尚存有未能解決的疑難問題和個體疾病的千差萬別，醫師有時被迫進行實驗性治療。此時，醫療合同還有可能因為醫療事故、難以預防的并發癥的出現而表現出一定的風險性。

人民福利，人民當家做主年代，為什么人民管不好自己的福利？

就是層層盤剝，導致醫藥虛高，人民痛苦！醫院的獲利是建立在病人身上，就如剪羊毛，跟商人做生意還厲害，為什么，就是沒有可比和預知性。這是不對等的關系，不合理的收入！

服務行業是獲利行業，而醫院是福利行業，所謂醫保，就是成為賺錢的工具，舉例：醫保能報的是多少，不能報的有多少？往往是相差不遠。這是為什么，就是名目繁多。所以，這些都是為了獲利。當病人的市上顧客了。

現在為什么病不起，就是市場化醫療帶出來的反作用。一些地方的醫院，檢查開藥都是向著賺錢而去，能夠開多就開多點。有違對癥下藥，節約資源的原理原則。

社會上對于醫者父母心的說法感到有點奇怪，明明是把人病人當金主啊。有一點父母心的醫生，就應該合理治療和減輕病人負擔上有更好的做法。

我來講一個真事。2006年，我和老婆在外地打工，有一天老婆說她的右眼看東西有點模糊，于是，我就陪老婆到當地市三甲眼科醫院看眼去，到了眼科醫院等掛號的人排了好長的隊，排了半個小時隊好不容易掛上了號，就去了掛號單上指定的門診。坐診的是一位約五十多歲的女醫生，在門診桌前圍了很多前來看病的人，好不容易輪到我老婆了，女醫生問我老婆怎么回事？我老婆說右眼看東西有點模糊，女醫生二話沒說拿起筆寫了一個單子對我老婆說去繳費去，于是，我接過單子就去繳費了，我看不懂單子上寫的什么，就像蟲子爬似的文字。等到了繳費處又是排了好長的隊，排隊等了約三十分鐘，繳了127元。拿著繳費的單子回到門診，又要排隊等好長時間，等輪到我老婆了，我老婆坐在門診桌旁邊，我把繳費單放在門診桌上，女醫生看了一眼繳費單，拿起筆又寫了一個單子對我們說:“繳費去”。我拿起單子就去繳費，又是排隊等了很長時間，這次繳了134元。回到門診又要排隊等好長時間，輪到我老婆了，同前兩次一樣，女醫生看了一眼繳費單，又拿起筆寫了一個單子說:“繳費去吧”。我拿起單子又去排隊繳費，這一次繳了97元。回到門診又要排隊等，輪到我老婆了，我把繳費單放在門診桌上，女醫生拿起手電筒看了看我老婆的眼說:“顯點兒白內障”。女醫生開了一個方子，繳了85元的費，給了一小瓶莎普愛思滴眼液。

這次給老婆看眼病的經歷給我最直接的感覺就是，我被醫院宰了。除去繳掛號費和最后繳的滴眼液費不說，中間三次繳費共計358元，卻從沒見女醫生為我老婆檢查什么，醫院宰人沒商量啊！

什么是醫患關系？

醫患關系是醫務人員與病人在醫療過程中產生的特定醫治關系，是醫療人際關系中的關鍵。著名醫史學家西格里斯曾經說過：“每一個醫學行動始終涉及兩類當事人：醫師和病員，或者更廣泛地說，醫學團體和社會，醫學無非是這兩群人之間多方面的關系”。

簡單而言，醫患關系就是醫護與病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可以歸類為消費關系嗎？

醫患關系屬于民事法律關系，醫患關系中的權利義務屬于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醫患關系一旦形成，患者有請求醫療機構提供診療服務的權利，醫療機構則有請求患者方支付醫療費用的權利。

從各自擁有的權利和義務來看，醫患關系看似普通的消費關系，好像是患者支付醫療費用購買醫療機構的診療服務，并且，曾經有個別省市出臺文件把醫患關系明確為消費關系。

醫患關系是一種特殊的民事關系，醫療實踐受科學技術發展的局限，患者個體差異性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具有相對較高的風險，完全由醫療機構承擔這種風險是不公平的，醫患關系真的不應該看成是普通的消費關系。

消費關系中，消費者支付了一定的費用，購買經營者的貨物和服務，判斷經營者是否違約，主要在履行義務的結果是否符合消費合同的約定，如經營者交付的貨物是否符合合同約定的品質、數量要求，提供的消費服務是否達到合同約定的標準，等等，打個比方，你花100元買了一件衣服，經營者有提供衣服的義務，這就是”結果義務”；而醫患關系中，醫療機構在向患者提供醫療服務，醫療機構的義務是過程義務并非結果義務，沒有人可以保證你花錢了就一定能醫治好你的病，否則，地球上恐怕早已擠滿了人。在醫療過程中，即使醫院沒有治愈你的疾病，但是提供了合乎法律法規的正常醫療，即使患者死了，但醫院并不構成違約，醫院一樣也履行了義務。

醫學的局限性、不可預知性、個體差異性，決定了不是什么疾病都能醫治好的，這也就意味著，患者花錢了但不一定能治好病。有句名言：偶爾是治愈，經常去幫助，總是在安慰，這句話生動的表明，醫生對待患者，人文關懷比治療更重要。

醫患關系與消費關系完全不是一回事，把醫患關系與消費關系等同起來是錯誤的，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醫患對立！

西醫打錯針立馬就完蛋，中醫不會吧。

我是一名醫生，從我的角度講醫院關系緊張的根源不是醫生，是制度。醫生做的再好，本質擺在那里，沒有變化，醫患關系還是緊張。

說一說我們的醫療制度

醫院要盈利，要給醫生護士和所有醫院職工開支這沒有任何問題，我是醫生，我也喜歡救死扶傷，但前提是讓我能養活家。因為我也是兒子，是父親，是丈夫，也是一名普通人。上班要有收入，不然沒辦法養活一家人。而且跟我一樣，你以為大多數公立醫院的醫生賺的真的多嗎？可能確實有些醫生賺的多，但大部分養家也是緊緊巴巴。

醫院要給醫生護士開支，要給全院職工開支，要維護醫院的正常運轉，錢從哪來？國家的撥款嗎？一年有十二個月，一所三甲醫院，如果靠國家撥款，每年可能只能運轉1個月，那接下來11個月怎么辦？自力更生。這樣的模式不是某一個醫生或者某一個醫院領導能夠決定的，是我們的體質或者說醫療制度決定的。

我所感受到的醫患關系

當然，有個別醫護人員可能存在一些違法亂紀的行為，這在任何一個行業都有可能，不能因為某一兩個害群之馬就代表了所有辛勤付出的醫生護士們，但我們的輿論顯然對醫務工作者不太友好，很多人也想當然的認為醫生護士的工作就是想方設法賺他的錢，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到輿論的影響。

比如前幾日門診，有一個來開睡覺藥的大媽，要求我給他開兩盒睡覺藥，再次耐著性子告訴大媽，她開的是國家管制精神二類藥品，符合條件的人一個人一個身份證也只能開一盒。大媽就開始了她的表演“你們醫生就是黑，給我開藥還要掛號，掛號就給一盒，就是賺我的錢”“電視里都演了，什么白衣天使，就是黑我們錢”“什么國家規定，騙鬼吧，開多了我就不用掛號了，這樣你們一次要少賺2塊錢”。這位大媽有老年證，早上出來坐車不花錢，開藥掛號有減免只花2塊錢，想要違規多開國家管制精神二類處方藥品。我能怎么辦？每天出著3塊錢掛號費的普通門診，被自認為上帝的大爺大媽以電視里看來的理由懟。這就是現在的醫生生活，就是現在的醫患關系，很多人來醫院之前就抱著戒備之心，處處提防和刁難醫生護士，也有人被醫生護士“刁難”，起碼是覺得被刁難，因為做了更多的檢查，做了更多的治療，卻得到了仍不理想的治療效果。

醫患關系的出路

醫患關系不是醫生和患方之間的關系，不是單純的信任不信任的關系，兩者都存在問題。有些醫生可能因為日常工作量的問題，沒有精力去進行足夠的解釋，起碼因為患者或家屬的不理解造成了誤會。有些家屬，雖然自己不懂醫學知識，但思維慣式，理所當然的認為醫院，認為醫生一定有過錯，治療效果不理想也投訴，醫生上手術查房不及時也投訴，按鈴護士來的慢了也投訴，甚至醫院飯菜不合口味也要投訴。每次投訴醫院都要調查，要詢問醫生，占用醫生本就不足夠的工作時間，讓醫生耗費更多的精力去處理專業治療之外的事情。

說到中國醫生的工作量，絕對是長期盤踞世界第一的。以筆者從事的精神醫學為例，我們的老對手美國有5w精神科醫生，負責全美3.27億人口的精神心理健康問題。而我國目前經過多年的轉崗培訓努力，也只有3.6w精神科醫生，卻負擔著全國14億人口沉重的精神心理健康問題，甚至日常還要擔負很多精神障礙防治等醫生日常工作之外的專業技術工作。以兩個的精神障礙發病率進行比較，每一個中國的精神科醫生承擔的工作量起碼是美國同行的6-7倍。

醫患關系的出路是相互理解，是體制的改變，我們的支付方式過于依賴患者的自負承擔，一定會加重本就不富裕的精神障礙家庭的生活負擔，其它疾病也是如此，國家近幾年也在想一個讓國家和老百姓都能接受的方式，去緩解老百姓的支付壓力，和醫院不得不面對的生存壓力。

雖然我們的醫院做的不完美，有很多地方存在問題，但我們的醫生護士們都在努力為所有國民的健康奮斗，這一點毋庸置疑，我覺得努力應該被看到，不應該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