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于2013年11月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需要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

習近平強調，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我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中華民族是一個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民族，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我們自己的東西，這才形成我們的民族特色。沒有堅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氣，同樣，離開不斷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徹底、不可能久遠。我們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好；我們說堅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讓我們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證。

健全的治理體系、高超的治理能力，是國家有序運行、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當代中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須轉化為國家治理的效能。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有利于統籌謀劃各個領域的改革，保證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個總目標的確立，反映了當代中國發展的要求，是我國改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達到新的歷史高度的根本標志，為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們現在都知道，儒家評價圣人有三條標準，即立德、立言、立功。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半圣人，即孔子、王陽明、曾國藩（半個）。其實，儒家的圣人標準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完善的，標準變了，圣人也就變了。

孔子在創立儒家思想時植入了圣人觀念，把仁德（即達到了“仁”的道德境界）作為圣人標準，并把上古時期的君王堯、舜、禹、湯、文王和武王奉為圣人。

后來，孟子降低了圣人標準，主張“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認為，一個人只要具備了崇高的道德境界，不一定做過君王，也可以是圣人。在這個標準之下，孔子首先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圣人，伊尹、周公、伯夷、柳下惠都升格為圣人了。

儒家思想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被奉為封建正統思想。后來隨著佛教東漸和道教興起，儒家經過了千年之衰，受到了佛教和道家的嚴重挑戰，直到宋代理學家糅合佛老思想，創立新儒學，儒家思想才重新回到封建正統地位。為了適應新的歷史發展要求，儒家圣人標準也與時俱進了，從內在道德擴充到外在事功，即從“立德”擴充到“立德、立言、立功”。

“立德、立言、立功”最早見于《左傳》，出自魯國大夫叔孫豹之口，作為不朽的標準，后被理學家引為圣人的標準。

無論老標準，還是新標準，孔子無疑都是圣人。

公司治理是關于公司權利的安排，公司管理則是關于效率的安排。

但是，公司治理這個題目有點“大”，公司管理這個題目有點“虛”；建議把“治理”換成“管理”，把“管理”換成“經營”。

這樣，這句提問“在企業管理當中，治理與管理有什么區別”就變成了“在企業管理當中，管理與經營有什么區別”。

其實，企業治理是管理，企業經營是管理，企業管理還是管理，管理這個詞內涵太大，以至于我們都沒有辦法討論：因為我說的管理與你說的管理說的不是一回事。

有必要對名詞做一個定義：

我們平時所說的“管理制度化、業務流程化”之“管理”，其目的是保持公司有序運營，目的只有兩個：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我們平時所說的“銷售為主的”之“經營”，其目的是保證公司的現金流，目的只有兩個：實現銷售回款和盈利(銷售價格大于成本)。

對于管理的誤區（也可以理解為“治理”）

公司出臺很多政策，如明確經營管理者“責權利”的各類制度、流程，其實都是“錯誤的”，企業管理目的只有兩個：“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有的公司為了降低經營風險，要求業務部門必須提前上報當周或當月工作方案，該方案要經過“律師”“集團企劃部”“集團財務部”“總經理助理”“總經理”“董事長”全部簽字才可以執行。這固然“降低了風險”，如果在簽批過程中“效率太低”，這樣的管理制度與業務流程就毫無價值。

很多企業效仿大企業集團進行“規范化”管理，導致“效率極低”。

另外，公司的管理要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如果對“降低成本”沒有絲毫幫助，則這樣的制度完全沒有必要。可以，很多企業會出臺“莫名其妙”的政策。

阿里巴巴有很多年輕女員工，懷孕以后，馬云決定給懷孕員工發孕婦裝，讓主管部門起草一個管理辦法。

很快，起草完畢，呈報馬云審批。馬云看了幾眼就斃掉了！

主管很委屈。馬云說：“一大堆流程，看起來完美無缺，可是方向錯了。”

主管迷惑不解。馬云說：“第一，要相信員工不會冒領。第二，如果冒領，三個月以后，什么都看出來了。”

后來，制度修改為，員工直接領取，簡單的簽字即可。制度發布以后，從來沒有發生過主管擔心的冒領問題。（作者：飛翔的小烏龜）

對經營的誤區

現金流是企業的“血液”，企業可以做到“賬面上虧損”，但是一定要保證有充足的現金流。（京東就是經過多年虧損才實現盈利）所以，企業經營的首要任務就是“把商品變成貨幣”，其次是“有盈利”。

很多企業經營反而經常受制于“管理”，讓業務部分束手束腳，難以實現回款，最終使公司現金流出現問題，公司是被自己的管理給“管死”的。（任正非“把權利下放給聽到火炮的人”就是這個道理）

管理與經營，哪一個更重要？

北京大學國發院陳春花教授說過：管理一定要為經營服務，管理水平一定不要超過經營水平。

經營>管理（治理）

結論

先把“管理”（企業治理）放一放，把“經營”抓好，只要公司有現金流，有利潤，怎么“折騰”（治理）都可以。否則，本末倒置，企業會被“管理”給管死。

2019年11月5日，《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公布。全會《決定》分為3大板塊、15個部分。

首先糾正一下，雖然孔子也主張“學而優則仕”，但此話并不是孔子說的，而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說的，而且還有一句上文。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原文通釋：

子夏說：“做官如果優秀就去學習，學習如果優秀就去做官。” 　　

仕，做官。而，連詞，如果。優，優秀。則，就。學，學習，去學習。 　　

子夏這話是對誰說的？我想不僅僅是對弟子說的。

學之優的標準是什么？《論語》中零零散散沒少說，概括地說就是，精通禮(禮儀)、樂(音樂)、射(射箭)、御(駕車)、書(識字)、數(計算)等六種才藝。熟稔《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經書，可以定國并不辱使命的人。

孔子反對學習未達到優秀的人去做官。“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認為那是“賊夫人之子”（《先進》第23章），因為子羔還沒有達到“學而優”，還不成熟。“子使漆雕開仕”（《公治長》第6章），那是孔子認為漆雕開的學習已經優秀了，適宜于做官。

學習優秀決不僅僅指專業考試成績，本本主義者是不可取的。

“仕而優則學”這需要分析理解，子夏做過魏文侯的老師，他是知道官場上的情況的。有些人做官很優秀，但他的知識不見得豐富，甚至可能有不足。《左傳·昭公七年》記載：“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三月，魯昭公到楚國去，鄭國國君到師之梁慰勞他，孟僖子做副手，不熟悉會見的相禮。到楚國時，不能對郊外迎接時的慰勞做出有禮節的回答。”）孟僖子做官算是優秀的了，但他在“禮儀”方面還有不足，在“師之梁”和“楚郊”丟了面子，降低了“人格”和“國格”，所以需要再學習來完善自己。“孟僖子為自己不會相禮而慚愧，回魯國后就請人給自己講解，只要知道有精通禮節的人他都去請教。這個孟僖子就算“仕而優則學”了，他從實踐中感悟到了自己的不足，所以“仕而優則學”。

做官優秀、類似孟僖子情況的人大概多了，他們都在“仕而優則學”之列。 讀書人學有所成，通過做官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社會理想，無可非議；按理說今天做官的人都應該是“學而優則仕”者，但現實未盡然，所以需要“仕而優則學”。

當然“學而優則仕”者未必是個全才，他需要學習的東西還有很多，特別是當他做官的領域對他來說比較生疏時，他確實需要再學習。尤其是今天，社會在不斷發展，知識在不斷更新，“官”們也需要補課，需要充電。

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

學有專攻，領導的關鍵詞是“領”與“導”，領誰？導誰？這便是問題的本質！

領也好，導也罷，歸根結底就是“組織”，將“分散的力量組織起來”，去完成國家的戰略目標。領導不該是“做規劃設計”的專業人員，領導不該是“某個行業”的技術人員，領導也不是經濟學家，規劃設計、專業技術、經濟模式等等，是來自于“被組織的個體”。領導的專業，就是“組織”，就是“讓分散的個體力量成為強大的集體力量”。領導需要有凝聚力，所以領導需要親民；領導需要有號召力，所以領導需要充分掌握“被組織者的需求與困擾”，這就要求領導要善于做實踐調研；領導要有威望，要讓被組織者信服，所以領導要善于處理社會矛盾，要有公正公平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