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億已經安然入袋。

央視這次突然開炮并不是沒有征兆的，7月18日發改委的一份文件就點名批評了體育俱樂部海外收購的事情，央視這個節目一定是有上峰旨意的。對于中超來說，受到打擊最大的無疑是內憂外困的江蘇蘇寧，他們接連被央媒點名批評，未來前景難測。

從去年11月份開始，國內出現了資金大量外流的情況。2016年11月，國內外匯凈流出就高達2000億美金，國家的外匯儲備也不過2-3萬億美金，如果照這個速度流出，我國的外匯儲備很快就將耗光。資金外逃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會導致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致命打擊。

收購國外俱樂部是洗錢的一個重要手段，蘇寧收購國米，中資收購AC米蘭這兩起交易都涉及到數十億的資金交易，引起國家監控機構的注意在所難免。蘇寧接手足球之后大手筆頻出，江蘇蘇寧天價引進特謝拉、拉米雷斯就有不正常的跡象了，兩個人的轉會經紀人費就高達數百萬歐元，很難相信其中沒有貓膩。國際米蘭的體量更大，每年轉會投入少則幾千萬歐元，多則幾億歐元，這么大的現金交易想從中洗點錢出來太容易了。

國內實體經濟不景氣，有企業企圖通過轉移資產來實現不可告人的目的，對于這樣的行為國家監管機構正在大力打擊。從央視節目反映出的信號來看，蘇寧已經被上面盯上了，他們的資金流轉情況也可能會被調查，如果查不出問題還好，如果查出問題，那么江蘇足球將會面臨滅頂之災。

國家的金融安全是第一位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收購海外俱樂部，一旦涉及洗錢和轉移資產，相信有關部門絕不會心慈手軟的。

①有利于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品牌競爭力，發展我國跨國公司和國際化品牌。

②有利于推 動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高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在走出去過程中，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積極利用全球資源與市場。

③有利于 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促進經濟合作，推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普惠共贏方向發展。

經濟全球化表現為生產、貿易和資本的全球化，資源配置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我國企業也必須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

跨國公司通過全球化的經營，有利于實現利潤最大化，我國企業將海外并購作為戰略選擇，也是跨國公司發展的必然要求。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高，為應對對外開放的新形勢，必須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

對于該問題，經濟觀察報的記者安凌飛認為，2015和2016年是中國海外并購井噴的兩年。統計顯示，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180.2億美元，中國的對外投資在連續13年增長后位列全球第二；2016年對外直接投資達到1701.1億美元。

就拿復星和萬達來舉例，截止2017年，復星進行了多達15次的并購，涉及領域遍布銀行、保險、基金的金融業、酒店度假村、石油、醫藥和餐飲等。在復星董事長郭廣昌看來，復星的投資是“形亂而神不亂”。所有的投資都圍繞兩個主線，一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二是在這不同的階段里面，中國人需要生活方式提升所帶來的消費提升。

而與復星相比，萬達的投資標的相對簡單，主要圍繞兩大板塊：商業地產相關與文化娛樂體育。2016年，萬達集團相繼投資并購美國卡麥克、歐洲Odeon　&UCI、北歐院線集團三大院線，截至目前，萬達集團在全球電影市場的份額已超15%，并占據歐洲、北美、中國電影院線市場首位。同時，萬達以35億美元購入美國傳奇影業控制權。

在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看來，國際化的動機有三個：一是做大企業規模，有些產業要做大規模，必須國際投資，特別娛樂、體育行業；二是成為國際企業；三是規避經營風險，跨國發展意味著減小企業經營風險。萬達集團自2012年啟動國際化以來，業務遍及全球，通過海外并購萬達在不動產、電影運營以及體育產業三個領域均快速做到了世界第一。

2017年全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74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實現投資1200.8億美元，同比下降29.4%。不順利嗎？并非如此。中國資本海外并購其實是近十年左右興起的浪潮，尤其是歐債危機給中國資本提供了很好的收購并購機會。但隨著大量資本短期內涌入國際市場，熱門投資目的國自然不得不對此保持警惕心理，甚至推出了一些針對中國資本的政策性壁壘。2017年起，中國也從一開始的大力提倡“走出去”，轉變為越來越注意控制資本的合理流向，開始由海外投資大國向投資強國轉變。

以我所在的德國為例。縱觀近年來的趨勢，中資2016年在德國的投資額幾乎是2015年的10倍。雖然2017年海外投資總額下降，但德國始終是熱門目的地，投資總金額高達137億美元，比2016年又增長了9%。中資這樣大規模的涌入，哪個有腦子的國家能不產生些擔憂和顧慮呢……

更何況，中資經理人精明強勢又有錢，先后收購了機器人制造商庫卡、德國“隱形冠軍”普茨邁斯特等優質企業，2018新年伊始又傳來吉利收購戴姆勒9.69%市值75億歐元股權的重磅消息，這樣大張聲勢、大舉進入，無疑受到了德國和歐洲各方的很大關注，“中國威脅論”重新抬頭，德國乃至歐盟層面都開始制定政策，針對中資流入構建貿易壁壘。

德國聯邦議會2017年7月新修改了《對外經濟條例》，政府可干預的交易監管對象從原來的軍工、信息安全領域擴大到了涵蓋各類涉及本國“關鍵基礎設施”的企業。也就是說，能源、信息技術、通訊、交通運輸、健康、水、糧食、金融等行業今后在德國都屬于“關鍵基礎設施行業”，為上述行業提供專用軟件、云計算服務以及電信基礎設施的企業也不例外。歐盟國家以外的投資者如果有意收購上述行業德企25%以上的股權，必須向德國政府申報。

可以想象，未來中資企業在海外的收購并購行為，尤其是涉及到高科技技術類企業，都可能會被拿到“放大鏡”下仔細觀察。德國對短期內大量涌入的中國資本十分緊張，但根據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的統計數據，2016年德國獲得的國外直接投資項目中，前三位的新建投資項目來源國分別是美國（占所有項目的11%）、中國和英國（各占7%）。而且中國企業主要是最近幾年才開始大規模在德投資，投資額只相當于德國在華投資的10%，相對仍處于起步階段，距離聳人聽聞的“買空德國”還有十分遙遠的距離。

中國海外并購的過程，也是中國資本、中國經營者、中國制造逐漸走向世界、被全球化大市場所接受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也必然會面臨這樣那樣的挫折。但是就中國與德國經濟合作前景來看，在二者經濟高度依存、政治相對穩定的大背景下，我個人保持相對樂觀態度。

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對于企業自身而言，還是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產業轉移的動力是利潤最大化原則。有利于企業獲得更為有利的生存發展空間。對于國家而言，當然是走出去，打響國內品牌，走國際化路線有利于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參與國際高水準的競爭，提升綜合國力。